婚姻法新规一出，捞女捞男天塌了

房屋选址与户型选择均已尘埃落定，订金亦已奉上，却因房产证上署名之事争执不下，最终导致了交易的破裂——郑强向记者坦言，在房产中介这一行当混迹久了，此类纷争实属屡见不鲜。

其中，一对为婚姻居所奔波的恋人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男方承担首付及按揭，而女方则坚持要求在房产证上镌刻上自己的名字，双方互不让步，最终在不领取结婚证之前选择了分道扬镳，那已支付的5万元订金也随之付诸东流。

鉴于“翟欣欣事件”的先例，无数中国男女对于借婚姻之名谋取私利的“捞金者”与“捞钻者”均抱持着高度的戒备之心。

动机心理学专家卢艳霞曾目睹过一起更为极端的案例：一位因房产加名争议而被迫解除婚约的咨询者，竟因此陷入了重度抑郁的漩涡，自此“对异性失去了所有的信任”。

共同构筑的爱巢，房产证上究竟该镌刻何人之名？这一看似简单的疑问，却在无数未婚伴侣或已婚夫妇间引发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进而导致了无数分手乃至离婚的悲剧。

因房产证写谁名字这一矛盾导致情侣或夫妇走向分手或离婚的案例比比皆是/图源：《三十而已》剧照

自2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正式生效，该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二）》）致力于解决婚姻财产分割中的复杂难题。

此解释对于夫妻间房产赠与、父母为子女婚后购房出资等司法实践中的棘手问题，给出了突破性规定：在离婚房产分割时，将出资来源作为分割财产的基础，同时综合考虑婚姻持续时间、共同生活和子女养育情况、离婚过错等因素，确保处理结果既公平又公正。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的王丹法官表示，《解释（二）》旨在“引导公众减少关注‘加名、登记’等可能引发婚姻矛盾的行为”。

婚姻制度的初衷，是为希望长期共同生活的男女提供法律保障。随着婚恋观念的不断变化，法律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需求。

一位客户造访了情感与动机心理学专家卢艳霞的咨询室。他正处于筹备与相恋数月的伴侣步入婚姻殿堂的阶段，两人共同踏上了寻觅理想居所的旅程，最终锁定了一套价值逾千万的房产。伴侣坚持在婚前购置此房，并希望在房产证上共同署名。

“我是否该同意这个提议？”他内心充满了疑惑。在他看来，若双方能携手共度余生，房产归属权似乎并不重要。但另一方面，他担忧的是，若这段婚姻仅维持短短数月便面临解体，对方可能会依据法律条款请求分割共同财产，那时又将如何应对？

结婚没多久对方就提出离婚，借此要求分走一半的财产，怎么办？/图源：《童话故事下集》剧照

卢艳霞在婚恋领域深耕十四载，亲眼目睹了因房产加名而引发的激烈纷争，这些冲突往往围绕着“闪婚”双方：一方渴望以此寻求情感的安全港湾，坚持“加名”，而另一方则因担忧未来的不确定性，心存顾虑。“在情感根基尚未稳固之际，便急于推进关系的下一步，自然免不了对‘未来可能的分离’的忧虑。”

她建议，当对方明确提出如加名之类的要求时，应坦诚面对财务考量，“事先订立清晰的协议，不失为一种预防潜在纠纷的明智之举”。

上海兰迪（广州）律师事务所婚姻家事与商业法律部门的邱淑妙律师及魏楚敏律师，引述了一起因“房产加名后迅速离婚”而处理的案例。一对伴侣在婚姻存续三年之际，女方将她婚前拥有的房产的一半产权转让给了男方。然而，仅仅三个月后，男方便提起诉讼，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并主张全部所有权。最终，法庭裁决支持了男方的诉求。

针对此类情境，自2023年2月1日起实施的《司法解释（二）》第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若夫妻一方在婚姻前后为配偶的房产“加名”，且接受方在婚后短期内提出离婚，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即便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该房产仍应归属于给予方。此外，法官需考虑给予的初衷，结合婚姻实际情况，综合判断是否应向另一方提供补偿及具体补偿金额。

倘若上述案例发生在《司法解释（二）》实施之后，案例中的男方作为接受方可能无法获得房产所有权，且财产分割亦不会简单地按比例划分。

“此规定旨在遏制利用短暂婚姻作为获取大额财产的投机行为。”邱淑妙与魏楚敏律师共同指出。

《解释（二）》出台后，规制了借短暂婚姻不劳而获大额财物的投机行为/图源：《余生，请多指教》剧照

此外，在以往的司法案例中，还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屡见不鲜：一方长期以来不辞辛劳地为家庭默默奉献，另一方曾承诺将名下房产转让给前者，却迟迟未办理过户手续。到了离婚时，拥有房产的一方凭借任意撤销权，使得在家务上投入更多精力的一方最终无法获得应得的房产补偿。

针对此类情况，《解释（二）》的第五条第一款做出了明确规定，无论房产的约定发生在婚前还是婚后，只要一方同意将其全部或部分房产赠予另一方，即便没有完成不动产的产权变更登记，这一赠与协议也不得随意撤销，房产有可能被判定归受赠方所有。

“简而言之，《解释（二）》更加看重的是双方的明确约定，而非仅仅依赖登记程序。”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副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法硕研究生兼职导师张荆这样解读道。

在中国这个注重人情的社会里，夫妻间的约定往往含糊不清、模糊不清。而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后，“重约定轻登记”的原则将促使双方更加坦诚相待。

“你的诚意何在？你愿意付出多少来维系这段婚姻关系？同时，我又有何期待？未来，大家或许不再纠结于房产证上加名的问题，而是选择签订一份明确的书面协议。”张荆指出。

这样的明确约定有助于减少离婚诉讼中的财产分割纠纷，“不失为一项

在婚姻法的漫长演变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导向，清晰展现了一个从侧重家庭共同体向强调个人权益的变迁轨迹。《解释（二）》正是这一变革的反映，它更加强调在婚姻关系中保护双方的原始财产权益。

这一转变背后的社会动力错综复杂。

首要推动力是个人财富的显著增长。张荆回忆，在计划经济时代，夫妻间分割财产时需精打细算，连肥皂盒的上下部分都可能成为争执的焦点。

然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如今一辆汽车甚至可能成为离婚财产分割中不值一提的一部分。房产、黄金、股票等家庭财富规模日益庞大，构成也日趋复杂，“仅靠以往简单的价值判断，显然已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的财产关系”。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婚姻稳定性的下降。特别是在大城市中，年轻人的性格趋向内向、独立，界限感强烈，难以维持长期的亲密联系。

如今，一些人仅仅因为年龄到了，“为结婚而结婚”。卢艳霞指出，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法律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以保护个体在快速结婚又快速离婚的过程中免受损失，甚至“免受欺骗”。

2017年的翟欣欣敲诈勒索案就是一个警示。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与翟欣欣于2017年3月30日相识，同年6月7日便登记结婚，7月18日又迅速离婚。9月7日凌晨，苏享茂在住所跳楼自杀，留下一封“遗书”，声称因翟欣欣索要1000万元及海南房产，导致个人资金链断裂。这一事件凸显了法律在保护个体权益方面的迫切需求。

翟欣欣、苏享茂（资料图）

本案于今年1月21日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据透露，翟欣欣在审查起诉阶段已表示认罪并接受处罚，可能面临10年6个月至12年的有期徒刑。

张荆指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涉及婚内敲诈勒索的极端恶性案件，成为推动新司法解释出台的关键因素之一。

特别是涉及房产分割的争议，其涉及的主体愈发多样化。新婚夫妇购房，绝大多数依赖父母多年积蓄的支持。父母倾其所有，为子女婚姻投资，这背后蕴含着一种期望：子女成家后，能更好地承担未来赡养父母的责任。然而，子女婚姻关系的破裂，使父母的期望化为泡影，同时也使他们面临晚年财务危机的巨大风险。

张荆曾有一段时间在电台节目中担任嘉宾，经常接到来自父母的热线电话，他们的咨询中透露出深深的焦虑与不安：“孩子结婚了，对方要求加名，我们用退休金给孩子买了房，担心将来都被对方分走，该怎么办？”

卢艳霞处理过的案例中，一些父母出于对自身晚年生活的担忧，要么坚决要求子女在离婚后归还购房首付款，要么坚持购房应登记在自己名下，仅允许子女及其配偶借住。

部分家长在子女离婚时，会要求返还当初支付的购房首付，甚至坚持房屋需登记在自己孩子名下，仅允许子女及其伴侣居住/参考自电视剧《后续童话》片段。

而当父母投入资金购买房产后，他们往往会在子女的婚姻选择上施加影响，使得原本由两人共同构建的温馨家园，更容易在长辈的介入与过度算计下，演变为两个家族间的理性交易，无形中加深夫妻间的裂痕。

针对这一情况，《解释（二）》条款第八明确阐述，在缺乏明确约定或约定模糊的情况下，当夫妻财产在离婚时分割时，无论房产是否登记在出资子女的名下，法律均倾向于将此房产判给出资

卢艳霞的实务经验告诉她，夫妻感情破裂后，利益分配，反而是最好解决的议题。最艰巨的是如何抚平夫妻双方对彼此的怨恨——“解决不了他们对彼此的情绪诉求，话都没法好好说，谈什么都谈不清楚。”

矛盾根深蒂固、最终闹上法庭的离婚夫妻，大都是基于利益的结合，“最初也只是觉得对方适合结婚，并非彼此喜欢与深爱”。

由于都市化的快速推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疫情的隔离，人与人的关系愈发淡漠，趋于功利化的婚姻，似乎越发常见了。

张荆发现，特别是2023年以来，她经手办理的离婚案件，双方“证据意识非常充足”。谈条件从不发微信文字，而是拨微信电话，以防留下证据，而另一方也会意识到，这是一种规避行为，立即录音留证。“《碟中谍》一样。”张荆形容，“你感觉他们仿佛达成了一个同盟，互相斗智斗勇，并且屡试不爽。这种状况在近年来真是越来越常见。”

趋于功利化的婚姻，似乎越发常见了

近年来，离婚诉讼的氛围似乎被一股日益增长的怒气所笼罩。张荆在接触案件时发现，当事人频繁地表达着“生无可恋”或“我要让对方付出代价”的情绪。她尝试剖析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一方面，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与生活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人们背负的压力变得前所未有的沉重；另一方面，在婚姻关系中，愿意做出妥协与让步的个体似乎在减少，更多人倾向于“强求他人理解自己的立场”。

根据民政部的最新数据，2024年全国范围内，新注册结婚的夫妇数量为610.6万对，相较于2023年减少了20.5%；而与此同时，离婚登记的数量却攀升至262.1万对，相较于前一年增长了约1.1%。回溯至2013年，我国的结婚对数曾达到历史巅峰，即1346.9万对，之后便开始了一段持续下滑的历程。尽管2023年因疫情管控解除而迎来了一波补偿性的结婚热潮，但到了2024年，这一趋势再次逆转，重新步入下降通道。

根据民政部2024年4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610.6万对，离婚登记数262.1万对/图源：民政部官网

时代的洪流无情地推进着。在张荆的视野中，结婚比例的下降与离婚率的攀升，是社会进步必经的一个阶段。在资源匮乏的岁月里，人们必须依托家庭结构，分工合作，男性外出务工，女性操持家务，方能勉强支撑生活。那时，娱乐活动匮乏，唯有与伴侣、子女共度夜晚，方能驱散无尽的寂寞。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与新兴科技的广泛应用，人们对家庭的依赖逐渐减弱。时至今日，每个人都成为了独立的超级个体，更加注重个性与自我实现，不愿为对方做出妥协与让步。

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变迁，法律体系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个体与家庭。它固然无法涵盖所有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例如，张荆就担忧，在当前的司法价值取向之下，面对复杂且隐秘的家庭结构，应如何公正地补偿对家庭贡献较少的一方，以及如何在主外者与主内者之间实现利益的平衡？

幸运的是，《解释（二）》为法官留下了足够的裁量空间。而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做到在具体案件中实现公正与适时，将成为所有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与考验。